在的刘德升和陶诗咏，都已经被招募进了财政部经济调查局，成为了见习情报员。
他们俩和为数众多的调查局同事这一次来四川宜宾执行的任务，就是搜集当地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不法证据。
刘文彩是川军第二十四旅旅长刘文辉的哥哥。1921年，刘文辉奉命率军驻扎宜宾，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川南税捐总办等多项要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即在川南横征暴敛，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
而根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刘文彩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大量民团非正式武装，规模相当于一个混成旅。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此前根据财政部情报局的统计资料，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目前位居第四十二位；他名下有5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刘德升等人当然明白，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段是否合法。刘文彩在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他本人文化不算高，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而后来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的冬天，35岁的刘文彩走出了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此后，刘文辉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敛财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仅在宜宾收集的税票和当地人民的控诉，刘德升就知道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记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其中一些的名目可以说闻所未闻，故而，宜宾民间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刘德升等人通过调查暗访得知，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国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刘德升等人搜集的税票，刘文彩贞地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34年的田赋！
苛捐杂税和预征田赋的搜刮办法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的敛财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贸易牟取暴利。
刘文彩刚一上任，便出资50000银元兴办“义和”银号，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50000元的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到了1924年，“义和”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本金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并在渝城、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经过刘德升仔细认真的调查，他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正经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姓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利用“义和”开始不择段地捞钱，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贸易领域。本来是做“正经生意”的刘文彩这时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商。
经过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刘德升等人得知，为了达隐蔽的目的，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义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而且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硬姓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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