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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序跋原序

我在选编知堂书话时写过一篇序文，说“周氏的序跋文本来也属此

类，因系为自己或友人而写，更多感情的分子，而且数量也不少，故拟另成

一集，作为书话的续篇”，结果就是这本知堂序跋，共收文二百二

十三篇，篇数等于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苦雨斋序跋文四倍还多，周氏一生

所写的序跋文，在这一册中，大约包罗无遗了。周作人是很看重序跋文和自

己所写的序跋文的。他为俞平伯燕支草写的跋一开头就说：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

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中国的序跋也感到

兴趣。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

好做，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

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

这里讲的是为人作序，至于自己的著译呢，看云集自序说道：

我向来总是自己作序的，我不曾请人家去做过，因为我知道序

是怎样地不好做，而且也总不能说的对或不错，即使用尽了九牛二虎之

力去写一篇小小的小序。

序既这样地不好做，但又还是喜欢做，自然不能不讲究做序之法，他接着就

说道：

做序之一法是从书名去生发，这就是赋得五言六韵法，这个我

想似乎不大合式。其次是来发挥书里边或书外边的意思。书里边的

意思已经在书里边了，我觉得不必再来重复他说，书外边的或者还有些

意思罢。

这二百二十三篇序跋，所讲的便多是“书外边的意思”，用一句文言，也就

是“言外之意”吧。说老实话，我喜欢的也就是这一点言外之意。舒芜先生

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没有人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最后这句

话说得特别好，真可说是深得我心。周作人最反对“就题作文，各肖口吻”。

他的序跋，实践了他自立的法度，从来不“赋得”，不“重复”。他不是“就

题”，而是“借题”，是“借题发挥”，发挥自己对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的见

解。他在中国学海军，在外国学建筑，而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

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

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方法，来

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此二百二十三篇所述者，岂止

区区数百十种著译而已哉舒君所云“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实在有点埋没

得太久了，而这二百多篇序跋则正是打开尘封已久箱子的二百多枚钥匙。若

无此二百二十二枚钥匙，所谓不该拒绝的遗产，恐怕亦只能如老残所感叹的

“深锁嫏嬛饱蠹鱼”了罢。

这二百二十三篇中，大约有五分之一是集外文，即是不曾收入从自己

的园地到知堂乙酉文编这二十多本周氏自编文集中的文章，这一点做

得比知堂书话好。应该感谢新加坡郑子瑜、北京姜德明、香港黄俊东，

尤其是上海的陈子善各位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慷慨提供各种希见的旧时报纸

杂志、非卖品印刷物，以及周氏的未刊手稿，这一点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这二百二十三篇文字共分为五辑：第一辑是周氏为自己的著作包括选

编和辑录所写的序跋；第二辑是为自己译作所写的序跋；第三辑是为别人

著译所写的序跋；第四辑是零星题记，包括少年时的几篇记序，还有几则宣

言启事；以上四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文字，建国以后所做的

序跋，则不分著作译作，为己为人，统统编为第五辑。各辑内文章次第，主

要按写作先后，有时亦以类相从，大抵以利于检阅为原则。

知堂书话出版以后，听到一种“反映”，即总编辑是不应该“亲自”

编书的。可是，我一不做官，二不会对上打报告对下作报告，三又缺乏“朝

游北海暮苍梧”去参加形形色色的学会、鉴定会、讨论会、座谈会、协作会

等等没完没了的会的时间和兴趣，从十八岁学做编辑起，光阴茬苒，已经三

十七年于兹矣，俗话说，“四十不斢老婆，五十不斢行当”，到老改行，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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