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 当税目增多时，税收水平必定提高，但这种一般的看法却不适用于明朝的杂色收入的征收。尽管税目非常多，但税收总额却比较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所能征收到的最大数额也不过378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已经是把所有的如盐税茶税都统统包括进去了]，这相对于帝国的需要而言，则十分可怜。……相对于如此广泛的征收范围，可以认为其征收水平实际上低的可怜”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万两白银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文铜钱。”
而从具体来看，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商业关税几乎没有。“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时国内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还有就是各地区商税征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业税反而更少“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具体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而黄仁宇则举的一个例子更说明情形的荒谬。
“山西汾阳县，1609年商税是6606两白银，税额很高（其实这个税额本身来说很低了，所谓的高也是相对于其他地方低到几乎等于没有的商税）。但是在浙江金华县，这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额不足7两，地方志中坦率的承认商税征收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了”
再从一些比较重要的税收项目来看明代工商业税低下的程度。
比如明代市舶税（相当于现在海关的进出口税收），只需要和一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收入比较，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收的税低到了什么程度。比如根据记载，崇祯时期崛起的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h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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